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

发布时间:2020-07-30 22:49:51 来源:http://www.lunwen3721.com/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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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各位对学位论文撰写非常注意,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各位搜集整理了“我国资本主义的进步述略(一)”一文,供各位参考学习

       一 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我国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达到土地自由买卖,生产力的进步对比快。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的农业生、大致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很多部门,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准,商业繁荣,堪称为发达的封建社会。但亦由于是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的经济结构非常坚固,自给性完备,城乡抵触不尖锐,同时很早就是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上层建筑对比严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比迟,其进步亦对比缓慢。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考核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十六、十七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以前,亦有个别的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的事例,但只能作为一个偶发的、先现的情况。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指某个事物,无法用举例子的方法来验证。此类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封建社会终期,生产、流通和社会经济制度进步到一定条件时才可以产生。它是一个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它的产生必定具有多发性,预示一个时代的到来。

    用这个规范来考核,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能得到确切验证的还只有苏州、杭州的若干丝织作坊和广东佛山的若干冶铁炉坊,它们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特性。其它手工业中,有些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但缺少非简洁的史料验证,或其范围过小(如松江的暑袜业),可予不计。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即清代乾降、嘉庆年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步。可以得到非简洁验证的,有如下若干手工业行业:

    某些地方的制茶、制烟、榨油和酿酒业;
    某些地方的制糖、造纸和木版印刷业;
    江苏、浙江某些城市的丝织业;
    江苏某些城市的棉布踹染业;
    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
    广东佛山、陕西南部的冶铁业、铁器铸造业;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
    北京西部和山东博山的煤矿业;
    四川的井盐业、河东的池盐业;
    上海的沙船航运业。

    这时期,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然而,除丝织业的帐房外,很少有包买商的形式。这里,我们减去了预买、放债、普通以原料换成品此类商人控制生产,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中所说包买主五种形式的前三种。由于此类以买卖、借贷、交换关系为基本原理的商人活动并不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如在以棉花换布的场合是“较其中幅以时估之”,(《南浔镇志》卷二十四,记1809年左右事)即按市价估值,不过省运河秤银找钱的手续而已。和西欧的毛纺织各样,在中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即棉纺织工业中,缺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很值得关注的事。这大约与生产力有关,中国棉纺手工业中的“放纱收布”、“放机收布”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形式,是在二十世纪初有了机制纱以后才启动流行。

    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商人支配生产的关键形式不是包买商制,却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这在农产品加工的行业中最为普遍。它各样于工场手工业的地方是,在商人雇主制中,商人的投资还缺少转化为产业资本。不过,在整体资本主义萌芽中,起重要作用的仍是工场手工业,采矿、冶铁、制瓷、制糠、造纸等总是,而以在四川井盐业中进步对比完备。这些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亦关键来自商人,部分来自地主。从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工场手工业主,在明代后期也是关键的,进入清代,他们就让位给商人了。这里,我们减去了业主参加劳动、雇佣少量工人或学徒的此类小业主经济。此类小业主经济,在中国一直很盛行,以往常它作资本主义看待,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是不科学的。

    农业层面,在明代后期,曾有若干地主雇工运营和管理的迹象,到清代前期,反而罕见。中国历代都有很多流亡人口,故自由雇工很早就产生。清代农业雇工增长,对“雇工人”的家长制的人身束缚亦逐渐解除。然而,无法从自由雇工非简洁引申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要求劳动者是受雇于资本,而不是受雇于土地主,虽然出卖部分产品,但还如马克思所说,乃是“伪装的”劳推动力量买入,其本质仍是运用意义的生产,由于他们出卖产品,是旨在适应越来越高级的生活享受。富农经济,在清代颇有进步,力农致富之家屡见,他们很大比例在发家之后,即向出租土地过渡。他们在富农运营和管理时间层次,亦多半是小业主经济特性,或如我们在近代所说的“旧式富农”特性。此类旧式富农的生产关系,大致上也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他们除出租土地和雇工外,绝少农业投资,他们的财富,大致上还缺少转化为资本。

    但不是说,农业中完全缺少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有非简洁验证的,大体有下面几项。

    福建产茶地区商人租山或买园植茶;
    福建上杭山区的寮主雇箐民垦山;
    广东、福建某些地主运营和管理的果木园;
    安徽南部山区的富裕棚民租山垦植;
    川陕富裕棚民运营和管理的药厂和木耳、香蕈、香菌厂;
    东北垦区富裕佃农招工垦植。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缺少非简洁史料验证的,并无法断定其没有。不过总能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微弱的,以至在鸦片战争后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我们在衡量我国资本主义进步水准时,农业层面常可略而不计。

    截至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亦只是稀疏地存在;它进步到什么程度,还难作数量估计。还应当提到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手工业的进步关键不是在城市手工业层面,却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层面,格外是棉纺织手工业。这就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反而强化了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

    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 这里绝不是说,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尔后我国经济的进步中不起作用,或者说,在探究我国近代经济史中能忽略它。

    本世纪初,曾有一个学术,认为我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由于,在〈资本论〉综合概述到我国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含义,而以为资本主义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蒸汽机隆隆作响的工厂。按照此类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亦就象若干资产阶级学术研究人员所说那样,是根源于文艺复兴,或其它精神上的缘由。其后,人们理解到资本主义进步三时间层次的历史,但在我国并缺少找到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因而,外铄论又助长了否定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谬误论断,成为我国的托洛茨基学术的一个论点。

    历史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先进殖民学术》讲的就是此类情形。那时,欧洲的的殖民主义者要把现金、机器、生活材料连同工人一齐运到澳洲或美洲,才可以确立工厂。而到那里后,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雇工,甚至带去工人不久亦离开工厂,去当拥有本身土地的各自农民去了。“这进而说的是完全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

    而我国并不是如此一个“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她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西方侵略者来到我国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含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实际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的我国手工船厂泥坞确立的。后来在上海确立的外资船厂亦是如此,它们并运用行帮,使用我国的技术工人,实行包工制。第一家洋务派军工业,即时861年增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亦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本原理上确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亦是一家手工业工场,1869年运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不管外国人、洋务派或商人,他们启动设立丝厂或棉纺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招到女工。由于妇女离家进厂,已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道路,并于光绪初的一场廷议中处理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个我国封建社会长时间停滞的学术。此类学术,有的是立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有的是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法和路径”的误解,其成果,总是把我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我国的近代化,瞩目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类停滞论破产。可是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又产生多种关于近代我国的“不发达经济学”。其中有些学术,如“以往平衡阶级”(Traditional equilibrium stage)的学术,“高度平衡机括”(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学术,几乎是停带论的翻版。它们同样是把我国经济的“起飞”或突破平衡,寄希望于外国资本主义。全部这些学术,都忽略或基本否定我国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因而其研究,不是历史的,却是按照逻辑推理,或立足于轻松的“人与地”计算经济学,而绝少关系到生产关系的演化。

    近来国外有一个学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各样地方几度产生,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路径的确立并无非简洁联系。在我国,亦有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确立与萌芽并无继承关系。此类中断论,实无确切按照。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了有不能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却是出发点新的生产方法和路径,我们在考核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考核它的延续性和指向性。如果是后无来者,比如宋代利国监的冶铁等,就无法成为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的出发点。

    在西欧,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和北欧低地国家某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这是由于东西方贸易航路改变了,或是由于荷兰的舰队败绩,为英国所代替。关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讲,这总是不能抗的力量,由于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就是依靠海外贸易进步起来的。在我国,比如佛山的冶铁业,后来衰落了,那是由于广东的铁矿枯竭了。云南的铜矿业,亦是如此,至今无法恢复。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因为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因为生态损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共同衰亡了。这总是不能抗的力量。有些以往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损坏。但此类损坏常是被夸大了。其实此类损坏,关键是在缺少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层面,而不是在各自手工业层面。据汝仁同志考核,在三十二个以往手工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七个,继续保持的有十个,有比较大进步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十五个;此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业十个。就是说,在中国资本主义进步中,从轻松配合到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这一进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缺少建立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在清代前期已避孕药资本主义萌芽的十若干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以及木版印刷是在鸦片战争后被摧毁了,余下(除以上佛山冶铁等外)都保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


    二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国内市场的改变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并统一表现为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生产方法和路径的广阔基本原理。此类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市场的扩大,是中国资本主义进步的确定性条件。

    但是,各样类型的市场,具有各样的作用。中国大体有三种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它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从来就是自然经济的构成部分,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进步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地作用。第二,区域市场,即往往“岭南”、“淮北”这些概念所称以及多数省区范围所示的市场。它是按照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群众一起生活习惯建立的,因而区域内的流通,普通不反映农业的地区分工,仅在城乡交流上反映有限的社会分工。它对改变自然经济的作用不大,有时,区域自给的进步反而会招致封建割据。第三,跨区域的大市场,亦称为全国性市场,类同于欧洲的所谓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的进步必需有此类大市场。此类市场上的流通,是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海外市场亦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并对资本主义的进步至关重要。不过,我国从来不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家,我国资本主义的进步,大致上是依靠国内市场。以往论者常引注外贸资料,是由于海关核算较完备,而国内市场无材料可循。故而我们不得不对国内的商品流通,作若干大胆的估计。

    按照以上论点,我们依次研究一下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的特性、自然经济的分解、国内市场的改变。

    鸦版战争前的国内市场 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上占第一、第二位的商品是粮食和棉布。粮食的商品量,如果除去地方小市场的调剂,亦除去缺少交换的为缴纳赋税或还债而交售的部分,约为二百零八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市场意义约一亿四千万银两。它关键是在区域市场内流通,归类为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减扣漕粮),大约不过四十五亿斤,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棉布的商品量约有三亿匹,(按土布各匹三·六三三平方码计),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强,市场意义的一亿银两。它是由全国近1/2的农户家庭手织的(纺纱户还越来越多若干),因而亦关键是在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内销售,进入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大约四千五百万匹,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十四。余下,茶、丝绸、糖等长距离贩运较多,但在整体市场上所占比重不大。[1]①

    市场上最很多的商品是粮和布,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交换亦就是粮和布的交换。此类交换,看起来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现实是农民之间的交换。我们能设想如此一幅图景:几乎各两家农户中,就有一家从事织布,他织成的布,除自用以外,拿去和邻人换取口粮这现实是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大致状态,亦是此类经济下市场结构的大致模式。双方总是小生产者,总是把自给生产的多余部分拿出来交换。其交换,总是旨在谋生,而不是旨在牟利。

    自然经济并不是指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在历史上,早就有盐民、渔民、樵民、猎户,他们亦是商品生产,但不如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农民纺织户有类似的地方,他们是因土地短板,才机杼代耕。在早期,如明终,棉布产品区的商品率还越来越高些,所谓“衣被天下”,由于那时北方的织户还很少。此类小商品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虽是为市场而生产,但本质上是运用意义的生产。

    当然,以上是说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的关键部分,不是它的全部。中国早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亦早就有了相对的损坏。不过,自然经济的解体,大致上也是鸦片战争以后,伴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启动的。

    自然经济的解体 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关键表目前两个层面:第一是耕织结合的分开,即往往所说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进程。第二是农产品的商品化,而这亦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

    据徐新吾同志最近的探究,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的进程,最初是很缓慢的。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直至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土布生产中运用洋纱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并且关键是发生在非产棉区织户,那里原来是运进商品棉,现为商品纱所代替,因而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不大。然而,此后二十年,代替的进程加速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1913年,土布生产中运用洋纱(包含国内生产的机纱)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七十三,农民家庭手纺业濒于瓦解。而在二十年代初,土纱的生产又一度略增,直到1936年,土布生产中运用洋纱的比重仍保持在百分之七十二,农民各年纺制土纱仍有一百三十万担。

    洋布代替土布的进程越来越为缓慢。到1894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还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七;1920年,减退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值得关注的是,此类代替,只是代替了农民手织业中的商品部分,还没有触及农民自给布的生产。农民织户自给布的生产反而从1840年的二亿九千万匹增为1920年的三亿一千万匹,耕织结合的系统还没有基本损坏,只是从自纺自织改变为买纱自织而已。从三十年代起,农民自给布的生产因为织户的降低而降低。到1936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已有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为机制布,而土布和完善土布年产仍有三亿七千万匹。

    纱、布以外,进口的煤油、染料同样对农村植物油、蓝靛的生产发生代替作用。这亦关键是以新的商品代替原来的商品的特性;当然,农民原来的生产受到打击。其它进口消费品,则关键是销往城市,对自然经济的挑战不大。

    再来看农产品的商品化。鸦片战争以后,农产品商品化加速。下表是按照徐新吾同志另一探究择录的几种关键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的估计。这是指在国内市场的流通量,包含运到口岸供出口的部分。其中土丝属手工业品,但系农民家庭生产,亦予列入。商品值是消费市场或出口地的批发价格,不是农民所得价格。为便于对比,笔者下面所用现金单位均折成元,在这时期为银元。

    表一 几种关键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单位:万担)

    种类|1840商品量|1840商品值|1894商品量|1894商品值|1919商品量|1919商品值
    茶 叶|260.4|286.7|468.1|7454.5|334.7|8545.6
    土 丝|7.7|1662.4|15.8|6566.2|13.1|10328.5
    桑蚕茧|---|---|54.0|1482.0|194.2|6091.5
    柞蚕茧|8.0|71.0|69.3|581.1|157.2|3708.2
    烟 叶|…|…|172.4|2442.2|226.8|3447.1
    大 豆|---|---|1989.4|2437.3|5738.5|17000.4
    棉 花|258.0|2991.0|340.8|3950.8|790.0|20352.2
    粮 食|233.0亿斤|19976.1|372.5亿斤|53660.8|526.8亿斤|147698.4
    合 计||24987.2||78574.9||217171.9

    国内市场的改变 据表一,从1840年到1894年的半个世纪中,几种关键农产品的商品值(减除不能比的烟叶)增长了二倍,合年率不到百分之一点五。若按不变价格计,只增长百分之七十点六点六。说明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仍是很慢的。还能看到,此类增加关键是因为外贸市场的扩大,而不是国内经济进步的成果。丝和茶是当时占出口第一、第二位的商品,其商品值增长六倍以上,柞蚕丝和大豆则是这时期新增长的外销商品。

    在1894年到1919年的二十五年间,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加快了。这几种商品的意义增长了一点七六倍,年率几近百分之五。若按不变价格计算,亦增百分之四十三点四。这时期,茶叶出口惨跌,丝亦由盛趋衰,而大豆兴旺;依靠外销的商品,受国外市场的选定,生产者无法自行决定。惟棉花颇坚挺。它和蚕茧、烟叶(经典汇总烟为此时期新产品)的增加总是国内资本主义工业进步的成果。当然,从农民来讲,又是以家庭手工业为牺牲的。粮食仍是占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农产品。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百分之十,1894年约为百分之十六,1919年增为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这时期是我国资本主义初步进步和更加进步的时期,亦是进口工业品迅速增加的时期。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村市场扩大的速度滞后于资本主义工业进步的速度,越来越远远滞后于进口工业品增加的速度。这就招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市场挑战。

    三十年代的若干调研,农民卖的农产品达产量的一半以上。这显然是包含税赋、还俩、地方小市场的调剂和返销粮在内,是短板为据的。从消费层面估计,1936年粮食的商品量大约不过八百亿斤,占产量不到百分之三十;棉花的商品理可能近一百五十万担。其它经济作物,丝、茶处于停滞局面,大豆因东北沦陷而一蹶不振,惟新商品桐油跃居重要地位,花生亦进步较快。作者估计1936年这些关键农产品的商品值在四十五亿元左右,即从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间增加一倍强,约略保持年率百分之五的速度。

    据韩启桐同志核算,1936年国内商品流通意义额中,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我国埠际贸易核算》,1951年版)。这个核算限于轮船运输的商品,有局限性。它是指埠际贸易,亦即长距离贩运贸易。它说明,中国此类国内贸易,很多是城市之间的流通,只有小部分是城乡之间的交换,所以农产品对比重不高。同一核算还显示,在埠际贸易额中,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广州五埠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而西南各埠仅占百分之三。193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约为工业总产值的六点一六倍,手工业总产值约为工业总产值的二点三五倍。(巫宝三:《我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值)而依以上核算,农产品流通额只有工业品流通额的零点七一倍,反映农产品商品率的低下;手工业品流通额亦只有工业品流通额的一点二四倍,说明几乎有1/2的手工业品是供应地方市场,未进入埠际贸易。市场的偏在和农村市场的狭隘,是显然易见的。

    大约在1894年以后,中国以往的商品流通渠道即逐渐改变,建立了一个以上海等通产都市为中心的、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工业品由通商都市流往内地,农产品由农村流往通商都市,而两者总是由通商都市(普通亦是工业基地)这一头发动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关键确定于外商和都市厂商的要求。其经济关系,则是通商都市运用各级商人,剥削内地和农村。这是由于,中国殖民地型的对外贸易,大致上是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及其加工品的不等价交换,这反映在国内市场上,就是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其意义,而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意义。工业品的价格,是由洋货的到岸价格支配,从通商都市到人地,各级商人逐级加价卖。农产品的价格,亦不是确定于农民生产费用支出,却是确定于通商都市的批发价格,亦多半是确定于国际市场,如茶价确定于伦敦,丝价确定于巴黎。棉花和小麦关键是国内纱厂和面粉厂所用,但其价格亦是确定于纽约棉市场和芝加哥小麦交易所。那里价格,反映世界性(包含对比领先农业)的竞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作用。其作用能一例说明:1931年中国棉花比上年减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但这年纽约棉价比上年猛跌百分之三十七,因则上海连同汉口等专用国产棉花的纱厂,仍能抑制棉价,提升布价。粮食,在鸦片战争前除供应城市人口外,长距离贩运关键是输往东南经济作物区,换取农产品,这大致上是等价交换。目前,则关键是运往上海等通商都市,成为劳动者工资的物质基本原理,因而亦受到国际市场和人工的价格控制。雇主旨在压低工资,部是压低粮价。从1913年到1919年,上海批发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而米价下跌了百分之三点七;1921年到1936年,上海粮食价格指数经常比普通物价指数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关键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这就确定了商品的选定性,市场的偏在和价格结构的不合理。甲午战争后,我国资本主义的进步对扩大国内市场起了相对的作用,但无力突破以上限制,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模式——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具有买办性的商业剥削网,开展着不等价交换。

    此类市场结构,加剧了城乡抵触,限制了农业的商品化,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三十年代,很多地区发生农村入超,即农产品的输出无法找偿工业品的输入,导致农村银行证券枯竭,买入力减少,成为市场挑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还能四川省为例,从1891年到1935年,四十五年来四川省的进出口贸易是逐步增加的。进口以棉布、棉纱为主,出口以生丝、猪鬃、桐油为主。在进口货中,以国产机制品为主,这与沿海地区有所各样;1925年以后,国产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上海一带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市场。然而,四川的贸易年年都有入超,并逐步增强三十年代各年入超达二千三百万元。本地产品不卟以抵付进口,市场亦逐渐缩小,从1930年到1935年,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进口亦下降了百分之四十。(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核算》,1937年版),此类情形具有普遍性。在不等价交换下,农村被迫力求自给,直到全国解放,仍保持着半自然经济状态。
    三 近代公司的创建和我国资本主义的三种资本状态

    近代公司的创建1840年到1894年,是我国近代公司的创建时期。这里所说近代公司,是指运用机器和机械推动力量的制造业、矿业和交能运输公司。在当时的我国,它代表新的生产力,它的创建,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路径的确立。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就陆续在我国设立各种洋行,到1893年,约有五百八十家,其中英国占三百五十四家。1894年,外国在我国的制造业约有八十家,投资额约合二千七百九十一点四万元。(孙毓棠:《我国近代工业史料》上册,1957年版)外国在我国的航运公司有二十一家,据陈正炎同志估计,投资额约合二千六百四十二点一万元。两项共计五千四百三十三点五万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启动创办近代军工业。到1894年,共创办军工厂和船厂二十四家,所费不下六千万元。它们的产品是分拨给军队运用,而非商品生产。从七十年代起,启动以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创办采矿、冶炼、纺织、轮船、电信等民用公司。至1894年,据黄如桐同志核算,共办有工矿公司十五家,抽资额一千五百四十五点七万元;交通运输公司七家,投资额一千二百五十点九万元。两项总计二千七百九十六点六万元。这就是所谓洋务派民用公司。

    六十年代终,启动有商人、地主等投资于近代公司。至1894年,共创办制造业一百六十家,惟不少夭折,投资额约四百六十点五万元,关键是缫丝、棉纺、火柴等轻工业。又创办采矿业二十家,投资额约二百六十一万元,关键是煤矿。亦有些小火轮运营和管理,资微短板道。以上两项总计,不过七百二十三点五万元,相比洋务派公司,相差运甚。

    笔者所用投资额,规范上是近截止年实存公司的资产净值即公司自有现金流估计的。但因为材料限制,往往无法落实这一规范,并且愈到后期,估算愈难,吴差愈大。以上制造业(包含公用事业)、矿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额总计,能代表“产业资本” 个概念,作为笔者查看我国资本主义进步的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前,即1894年,我国资本主义的三种资本状态——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一—就都衣次登场了,产业资本总额约八千九百五十二点六万元。如表二。

    表二 我国产业资本估计

    行业|总计|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
    制造业|4,461.0|2,791.4|1,669.6|1,208.1|461.5
    矿业|598.6|---|598.6|337.6|261.0
    交通运输业|3,893.0|2,642.1|1,250.9|1,250.9|---
    总计|8,952.6|5,433.5|3,519.1|2,796.6|722.5

    外国资本 我们把外国在我国的投资亦作为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来考核,好象是采用地域规范,即在我国这块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现实上,这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确定的。外国资本是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部分,并在长时间内是它的关键部分。

    在我国的外国资本有一个进步进程,它大体经历了三个时间层次,在各个时间层次,又有各样的特性。

    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在重商主义的支配下活动的。重商主义认为,金银即现金,是财富的仅有状态,他们在殖民地开金矿、办种植园、从事黑奴贸易和海盗行径,总是旨在攫取黄金。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还缺少所有商品能在我国畅销,他们在对华商品贸易上一直处于逆差。但是,在六十年代,贩卖一名我国苦力,费用支出约一百到一百五十元,售价达四百到五百元。十九世纪后期,被掠贩的我国苦力有二百零五万人。鸦片贸易日期越来越长,数量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厚。从1821年到鸦片战争前,输入我国的鸦片约值二亿一千万元。早期在我国的三大洋行——怡和、宝顺、旗昌,总是贩卖鸦片起家的。怡和、德记也是贩卖苦力的行家。还有沙逊等洋行,在鸦片之外,又从上海租界的地产投机中致富;慎美查等洋行,则是以“冒险家”的身份在我国变成了百万富翁。

    这时期在华外资公司的特征是:它们在本国并无资本,它们的全部活动都在殖民地,能说是在东方土生土长的一个资本主义。英商麦加利银行的正式名称是“特许印度、澳洲、我国银行”,它在英国只有一张特许证。汇丰银行越来越是如此:“就汇丰亦在此地城长。它的根是寄生在我国的土壤,而不是在英国的土壤。”(《汇丰的五十年》,《北华捷报》1916年3月15日)

    故而,早期的外国资本,是一个殖民主义制度,它既不是以商品输出为关键功能,越来越谈不上什么资本输出,列宁说一个资本掠夺。它们从战争、掠夺、苦力贸易、鸦片贸易、军火贩卖、地产投机中积累了很多资本。此类积累,大致上是归类为资本的初始积累特性。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外国商品很多在我国倾销,在我国的外资公司,亦关键是从事商品输出,具有了为外国产业资本服务的功能资本的特性。1894年,据陈正炎同志估算,上国在华非简洁投资中,进出口业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银行和保险业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三,航运业叶百分之十二点二,制造业占百分之十二点一。制造业中,有百分之八第十船舶修造厂和缫丝、砖茶等加工厂,亦是为贸易服务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外国在华资本又逐渐具有了新的特性,即资本输出特性。这时新兴的外资公司已有不少是外国产业托拉斯和财团资本所设,新开的外商银行亦关键是外国银行证券资本的分支机构,产生国际银行国,并以债关形式输出资本,在我国建筑铁路。

    外资公司虽然已具有资本输出的特性,但它们的投资仍然很多在我国国土上聚集起来,亦还没有完全摆脱初始积累的特性。它们很多使用我国人的“附股”,或是在我国公开募股,或发行企业债。外国银行在我国吸收了很多存款,并发行钞票,用以支撑外商在我国的投资。二十世纪初,在瓜分我国的狂涛中,帝国主义者非简洁掠夺我国的矿产和土地尤为突出。日本原是个资本输入国,因为我国的战争赔款改变了它的国际收支,1913年,它在我国的非简洁投资已大于四亿元,约略相当于它从我国得到赔款加利息。作者曾估计,到1930年,外国在我国的公司投资约值十亿八千万美元,而截至这年止,外商从国外输进我国的公司资本累计不过九亿四千万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我国的投资》,1955年版)

    外国一第一垄断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并运用买办的商业网,支配着国内商品流通。外国银行长时间垄断着我国的外汇,并以雄厚的财力,控制着我国的银行证券市场。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上,外国资本占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比重。外国的工业投资并不多,但它统一于大致工业部门,到三十年代,亦了解了关键资料和素材和能源。此类情形,到抗日战争后才有改变。

    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现实上是一个市场上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的关系。它们是互总体立、又互相依存的抵触统一体。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非常尖锐,这只是事物的一层面。此外,它们又互相依存。本国工商业,在机器设备、推动力量和某些原资料上依存于外商,有些就是专为替外商加工或为推销外商商品而开设的。同样,如果缺少众多的化商工厂和众多的商业网,外商公司亦无法单独存在和进步。

    故而,我们认为,外国资本的存在,不光是中国民族资本进步的一个外部条件,而且亦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部因素。实际上,直到1936年,外国资本乃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部分,或者说,是它最统一的和了解经济命脉的部分。

    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这个名称是1940年才盛行的,当时是指国民党大官僚在抗日战争中搜刮民财、垄断工商业的事情,一时报刊揭批,于是家喻户晓。1947年,毛泽东同志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中的没收蒋宋孔陈四各位族的垄断资本时提出:“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紧密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说:“这个资本,在我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2]①因为这个名称通俗易懂,在后来的正式文献中,如《我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起纲领》,亦总是把四各位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官僚资本。

    四各位族的官僚资本并不是从四十年代启动的,它是自1927年起,继承北洋政府的官办公司而来的;而后者,又是继承清政府的洋务派公司而来的。1958年,作者曾把洋务派公司、北洋政府官办公司统类称这官僚资本。在这里,作者是使用官僚资本这个通俗名称,来提炼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此类国此类资本主义亦有一个进步进程,并建立三个进步时间层次。

    洋务派公司是当时洋务运动的物质基本原理,而两者在阶级特性上又是有所各样的。洋务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是一部分大地主阶级倡导的,意图在挽救濒于崩溃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洋务派公司,作为一个经济活动,尽管它的创办人的主观意图是旨在巩固封建王朝,但它既然使用了近代生产方法,生产力的发憎爱分明就必定使它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出发点国家资本主义。

    作者认为,不光是洋务派的民用工业,哪怕其前期的军工业,亦多少带有同样特性。此类军工业大致上不是商品生产,当然不是完备的资本主义。但它的雇工,很多已是劳推动力量出卖者,有的原来就是外资公司的工人;它的工资结构和工资水准,亦和当时中外资本主义公司相同。这些军工业的投资不下六千万元,如此很多的经济开支,在鸦片战争前是不能想象的,那时清政府的全部财政开支各年还不过四千万元。我倾向于把洋务派公司,包含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看作是从鸦片战争启动的我国资本初始积累的结果。初始积累进程,是小生产者格外是农民被剥夺的进程。此类剥夺,使社会生产材料和生活材料转化为资本,而且使非简洁生产者转化为工人。鸦片战争以来一秒列外国侵略我国的战争,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长时间战争,对小生产者是一场空前的浩劫。这时期,清政府除持续增长田赋和各种捐税,而且开辟了新财源,即海关洋税,发行钞票和银行信用。六十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增长十倍,各年达四亿元。这决不是依靠以往的封建财政所能保证的,由于那种封建财政收入,不管何种形式,都不外是地租的转化状态,是有相对的限度的。截至1894年,洋务派的七家最大军工业的经费五千八百九十六万元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点第五来自海关洋税。此类收入,已不是封建财收入了,却是一个新的财源,它之适合兴办公司,已是具有初始积累特性的资本了。

    十九世纪后期,恰恰西方资本主义要按照本身的面貌改造世界,而封建的东方受到激烈挑战,处于大变化和改动的时代。有人形容这时候动荡的我国是“资本主义呼之欲出”,这是符合历史进步以运用机器和推动力量为标志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路径,在我国是依次由两个渠道产生的,它一启动就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系统。洋务派公司,就是官僚资本的初始状态,它是继承封建社会的官工业而来的,时代条件和新的生产力推动它逐步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化。稍晚产生的民间近代公司,则是继承了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伴着生产力的引进,它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

    我们把洋务派公司作为官僚资本的初始状态,或其最初时间层次,由于在这个时间层次,它还不具有完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性。它是依靠国家政权确立的,并且亦是从重工业启动,这与普通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同。但这时的国家也是封建国家,它的创办人李鸿章、张之洞等也是属地大地主时间层次。和而且代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需求各样,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就是要求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路径纳入封建制度。这就确定了洋务派公司必定走向失败。

    1895年以后,在盛宣怀主持洋务派经济活动中,力求与商人合作,他运营和管理的公司,封建性有所减少,亦获得相对的成绩。但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依靠外国资本,公司的买办性强化了。结查,除有的公司运用商办逐渐转化为民族资本外,很多变成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附庸。盛宣怀可称为我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代表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洋和派的衣钵。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政权,它的官营公司亦具有了对比完全意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性,并奠定了以银行行为中心来扩民经济势力的道路。但因战争频仍,政府屡易,现实无所作为,当然亦还不具有垄断条件。1927年蒋介石获得政权后,即沿着从银行证券控制到产业垄断这条国家资本主义进步的道路,扩张官僚资本,并于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到它的最高时间层次,亦是最后时间层次——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 以上论点,反复一下就是:一切经济情况总是一个进程,有的它继承性,不会凭空而来;又有它进步的时间层次性,不会一蹴而成。继承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亦经历了若干进步时间层次,下文还将详述。这里只剖析一下它的资本来源和特性。据黄如桐同志探究,早期我国资本家的来源如下表。(《旧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版)

    表示1913年以前民族资自身企业(包含少数官督商办公司)的创办人或关键投资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有百分之十八点第三商人,有百分之二十四点第八买办。如果不计轮船业(这时多是小火轮)和其它(包含缫丝、榨油、卷烟、水电、煤矿等),在棉纺和面粉两个关键行业中,则地主占百分之四十四,而商人和买办总计已占一半以上了。这是指有记载可查的比较大公司。在若干小公司中,亦有由手工业者或小业主转化为资本家的,如1913年上海民族资本机器修造业的九十一个资本家中,出身于小手工业者的有十五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五。不过,就比较大的投资来讲,其资本关键是来自地主、商人和买办。

    表三 早期我国资本家的来源

    |1872-1913年
    行业|投资户数|投资总数|地主|商人|买办|华侨|其它
    棉纺业|25|41|26|5|10|--|--
    面粉业|28|43|11|15|15|2|--
    轮船业|12|15|9|2|4|--|--
    其它|80|103|67|15|21|--|--
    总计|145|202|113|37|50|2|--
    比率||100|55.9|18.3|24.8|1.0|--
    |1914-1922年
    行业|投资户数|投资总数|地主|商人|买办|华侨|其它
    棉纺业|36|59|17|35|1|--|6
    面粉业|42|53|8|26|7|8|4
    轮船业|8|9|2|4|3|--|--
    总计|86|121|27|65|11|8|10
    比率||100|22.3|63.7|9.1|6.6|8.3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社会上有一部分封建性积累,即地租及其转化状态转化为资本,这是短板为奇的。但地主转化为资本家,亦只是在1870年以后的一个不长的时期对比明显。这是和当时凭借于暴力的资本初始积累进程分不开的。实际上,投资于近代公司的地主,大都有某种官僚身份,许多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绝少是土地主。他们的投资,关键还不是土地运营和管理,或者还扩大了土地运营和管理;象张謇、聂缉摫总是如此。1914年以后,地主投资就快速不成为我国资本的重要来源了。众多的封建经济和地主阶级的存在,现实上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进步的历量,却是个重大的阻碍力量。

    1913年以前,投资于近代公司的商人有两种。一个是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特别是是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来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然而从荣宗敬、荣德生等若干著名的资本家来看,他们投资于工业时,亦有一个积累资本的进程,其积累亦是与帝国主义入侵后的市场改变分不开的,而他们耗来的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毕竟是有限的。另一个是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关键是运营和管理纱布、煤油、五金、西药等进口货以及贩卖鸦片的商人。亦有小商贩起家的,如叶澄衷,他越来越是在贩卖、包销洋货中积累资本的。买办即洋行雇佣的经纪人是当时一个特定商人。据王水同志探究,1895年以前,买办的收入累计不下六亿四千万元,这是我国社会未曾有过的巨额现金积累。此类积累是来自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的余沥,自不待言。

    总的看来,早期的民族资本,同样具有各样程度的资本初始积累的特性,只是不象外国资、官僚资本那样突出而已。

    在这以后,如表三所示1914年到1922年的情形,就有所各样了。地主投资于近代公司的极大降低,买办亦式微,而商人变成关键投资者。这时的商人,已很少是封建社会原有的旧式商人,而关键是新兴商人,并有一部分是伴着国内工业进步而来的商业资本家了。这时期,华侨资本占一定比重;并产生了新的投资者,即表中“其它”一栏,包含有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八人,还有技术人员、文教人员各一人。这显示,民族资本的来源中,已逐渐有剩余意义的转化,即资本主义积累的特性了。


    注释

    [1]① 参见本书《论清代前期中国国内市场》表二。
    [2]① 毛泽东:《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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