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香港商业银行內部监管和运营风险控制策略研究

发布时间:2020-05-27 23:02:05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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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背景下香港商业银行內部监管和运营风险控制策略研究

    企业管理专业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金融危机背景下香港商业银行內部监管和运营风险控制策略研究




    报告人:
    导  师:   教授
    时  间:20 年4月


    目 录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4
    1.1 实用价值 4
    1.2 理论意义 5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6
    2.1国外研究 6
    2.1.1经济监管理论 6
    2.1.2监管对效率影响的研究 7
    2.1.3基于巴塞尔新旧协议的相关研究 8
    2.1.4在监管手段、措施等具体操作方面 8
    2.2国内研究 9
    2.2.1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 9
    2.2.2对中国商业银行监管当局的研究 10
    2.2.3对巴塞尔协议的研究 10
    2.2.4对金融危机的研究 11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12
    3.1 研究思路 12
    3.2 研究方法 13
    3.2.1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3
    3.2.2纵向历史分析与横向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4
    3.2.3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14
    四、论文的创新点 14
    五、预期成果 16
    六 、参考文献 17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1.1 实用价值
    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间接融资最重要的方式。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是通过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来获利的,商业银行的职能具体包括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创造、调节经济以及金融服务这五个方面。因此,通过监管来保障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行是整个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2007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标志着21世纪首次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爆发的诱因是次级房屋抵押贷款风波。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是贷款供给者在过去低利率周期时,经济复苏强劲,资产价格攀升的市场激励下,以降低放贷门坎为手段挖掘消费者购房潜力,拓宽自身盈利空间。这种透支风险的发展模式,最终受到了市场的惩罚。由于违约问题的不断积累和高杠杆风险长期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有力重视,这场次贷风波最终从单一市场波及多重市场,由单一国家传到至世界各国,由金融领域深入实体经济,不仅破坏了国际金融稳定,还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无法估计的负面后果,例如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秩序不稳定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频频发生,例如1994年12月19日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2月26日巴林银行倒闭、1995年3月15日里昂信贷银行亏损、1997年7月2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金融危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印尼、泰国和韩国三国的GDP在两年内分别缩水83.4%、40%和34.2%。2007年至今的美国金融危机致使美国五大行倒闭,同时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金融领域蕴藏的风险,也意识到银行体系出现问题后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支持经济发展的自由化,坚信市场调节会解决市场行为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轻视了监管机构和政府在对风险进行监控管理的作用。这次对次贷风险管理上的不足而引发的次贷危机,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除了银行自身加强内部控制和稳健经营之外,还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对银行体系的运行实施监控和监管。
     1.2 理论意义
    风险在经济学上的定义,大致有以下三方面:(1)风险是指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注重风险的总体危害或后果。(2)风险是指不确定性,注重的是风险的性质或态势。(3)风险是指实际的结果和预期的偏差或偏离程度,表明风险因素对行为主体带来的实际影响。由于这种预期结果上的不确定性和损失的可能性,许多企业和机构都对自身风险的防范建立了一套管理机制,商业银行作为金融行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高负债的经营特点决定了自身带有极高的经营风险,随着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金融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各种套利行为和投机行为令银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加大。从2007年次贷危机的背景来看,对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和运营风险进行研究能够帮助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中更好的控制风险,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可以更好的应对。
    香港的商业银行有着很长的发展历史,也具有很高的国际性,是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银行业经历了多次的危机,但仍能妥善化解。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虽然面临十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银行业仍继续保持稳健经营发展。这次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对香港整体的影响可以说是未知数。香港政府在过去 30 多年来已累积了多方面的经验来面对逆境,从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香港市民在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后拥有足够的心理和能力去预见未来。同时,中国中央政府的庞大财政资金可以很好的支持香港的生存能力,可以让香港的商业银行业拥有充分的时间来审视目前的监管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为将来更复杂和更巨大的金融灾难做出准备和挑战。
    但是,香港如何形成有效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并进行相关的管理创新,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并未真正破题。香港银行企业需要香港政府领导走向,不能片面的迷信所谓的“金融自由化”,以便让银行在营销和战略运用方面都可以灵活发展。其次是增强监管能力和范围,例如每一行业都有独立单一监管制度,使银行企业在管理模式方面可以有计划的定位和创新能力。因此,本选题的深入研究,可以完善监管部门的监管方式、方法以及监管上的制度策略,对促进监管行为的科学化、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商业银行监管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
    国外监管理论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前,关于金融监管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效率优先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出了证明市场不完全性的一系列依据,金融监管理论从此建立在不完全性的基础上,包括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金融体系的公共物品特征、金融机构自由竞争悖论、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等。七十年代,自由主义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的特点是注重稳定与效率的协调。关于商业银行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经济监管理论
    经济监管理论由Stigler(1971)开创,他认为“经济监管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谁是监管的收益者或受害者,政府监管采取何种形式和政府监管对资源分配的影响”。Stigler在两个基本假设(“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监管的需求者与供给者都是理性经济人,可通过选择行为来谋求最大效用”)下,用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方法来分析监管的起源,将监管变成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他认为作为监管供给方的政治家和作为监管需求方的利益集团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者,他们相互交换效用函数(选票、金钱与价格、进入监管),来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非社会福利。生产者对立法过程的影响较之消费者有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企业数量更少,并且企业可能比它们的消费者有更多同质性,花费较少成本即可组织起来。由此,推论出产业成员比分散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激励和更能以组织形式去影响政治,得出了“监管有利于生产者,生产者总能赢”的结论。
    Peltzman(1976)进一步扩展Stigler的观点,并将其模型化,提出最优监管政策模型。他认为,监管决策者的政治利益是通过使政治支持最大化来实现的;在最优化的条件下,监管的政治均衡过程是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所致;这表明俘获监管机构的不是单一利益集团,效用最大化的政治家根据边际条件在不同集团之间配置利益导致政治均衡;只要消费者集团能够提供一些选票或金钱使卡特尔均衡偏离,纯粹的生产者保护就不会主导政治决策,结果政府官员在竞争的利益中进行公断,而不是总取悦于某些产业集团。所以Peltzman模型修正了Stigler模型的结论,阐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赢”的观点。
    Becker(1985)受Stigler、Peltzman等人的影响,建立了压力集团之间政治影响的竞争模型——政治均衡模型。他从监管的实质在于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监管活动是由每个集团的相对影响来决定的,监管主要是用来提高更有势力(更有影响)的利益集团的福利。在假定其他集团选择的压力水平条件下,各集团会选择使其福利最大化的压力水平,其大小取决于集团内成员的数目以及使用资源的数量。由于较大的压力会耗费集团较多的资源,每个集团都不想提供过多压力,但如果一个集团运用的压力较小,其它集团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大。考虑到运用压力的收益和成本,每个集团都存在一个最佳的反应函数,当两个集团都没有动因改变其压力水平时,便形成政治均衡点。
    2.1.2监管对效率影响的研究
    “阿罗—德布鲁范式”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市场是高效率的,市场交易是无代价的,资源配置可以借助“看不见的手”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就是成本。虽然进行金融监管的成本可能会很高,但不进行监管或者监管不力的成本则会更高。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主要观点有:
    1.金融管制放松对金融效率的影响。Harker and Zenios(2000)对影响金融机构业绩进行了三因素分析,指出金融管制放松会导致金融效率的提高。
    2.从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角度研究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亚洲开发银行(2001)的研究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会给银行带来好的回报。
    3.从股权结构的角度研究监管对效率的影响。Shleifer and Vishny(1997)认为,集中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
    4.从银行集中度的角度研究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Hellman, Murdoch, and Stiglitz(2000)、Matutes and Vives(2000)指出,集中度较高的银行系统可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增加银行利润,较高的盈利能力可以对经济的异常波动进行缓冲,提升银行的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股东及其管理者的冒险动机,并最终降低银行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
    2.1.3基于巴塞尔新旧协议的相关研究
    巴塞尔委员会的Models Task Force(2000)通过对大量的国际性大银行的调查对各大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的结构、评估风险的过程、考虑因素、评级体系的用途等进行了比较、介绍并分析了所存在的问题。Edward I. Altman(2001)通过建模分析指出巴塞尔委员会有关基于外部评级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所存在的缺陷并认为应当调整、细分评级级别与风险权数的对应关系。Richard Cantor(2001)对利用外部评级来进行资本充足性监管所存在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充分的揭示,特别强调了由此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提出了有关抑制上述逆向激励问题的建议。Jose A. Lopez(1997),Michael B. Gordy(2000),David Jones(1999)等人则对信用风险模型进行了分析比较。但学者们对信用风险模型的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的很少,其中,Nickell(1998)运用两个标准的信用风险模型(Credit Metrics和一个类似KMV的默顿式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估计了一个欧洲债券组合,并对1998年的12个月中的VaR进行了检验。结论是这两个模型都显著地低估了该组合的风险。Wilde(2001)对内部评级法中所蕴涵的现代信用风险模型思想以模型的运用做了全面的分析,并给出了风险权重函数的具体推导过程。Frey和McNeil(2002)对内部评级法中的VaR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VaR方法在衡量资产组合层面的风险时不具备次级加总性(sub-additivity),即单个资产的VaR加总很有可能会超过资产组合的VaR,会导致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的监管资本要求不能真实反映银行面临的风险。Jackson,Perraudin和Saporta(2002)比较了内部评级法隐含的偿付能力标准和银行自主决定资本水平时选择的偿付能力标准,并得出了对于国际性大银行来说,监管资本要求的约束力并不强的结论。
    2.1.4在监管手段、措施等具体操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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