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招生模式创新综述

发布时间:2020-07-29 19:48:40 来源:http://www.lunwen3721.com/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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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改革初期的提高和进步时期以及新世纪深化改革的当前时期。由于我国特定的国情,研究生招生制度具有很强的集权制色彩。我国的研究生招生制度采用政府主导模式,这与美国的市场主导模式和英国、法国、德国的理论主导模式有很大不同,但并不妨碍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的研究和分析。因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并且正处于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不仅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熟悉制度变迁,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角度看到制度变迁”[1]4-5。事实也证明,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有着坚实的应用土壤。在转型时期,一个速度和效果都不低的系统可以取代一个速度和效果都不高的系统,从而使与系统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利益最大化,低创新费用可以换取不低的利益。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也遵循着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因此,深入分析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驱动力和解决方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历史脉络,为今后的制度改革提供越来越科学的参考。

    一、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

    [2]:“制度变迁的驱动力是指推动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它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各种因素,发挥制度的功能,使制度变迁的力量”根据制度变迁驱动力的来源,可以分为制度变迁的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利益相关者对制度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现行制度难以实现潜在利润的预期时,利益相关者将采用新的制度计划来无限逼近利益平衡,而新的制度计划必须基于改革的预期收益超过改革的预期费用这一事实。当利益相关者认为改革的预期收益远大于改革的预期费用时,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也会大大增加。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的制度变迁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这与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制度变迁是基于“费用-收益”的作用规律,利益相关者站在获取巨大利润的角度,对制度变迁的费用和收益进行核算,利用利益表达和持续协商进行制度创新,进而进行制度变迁[4]。虽然我国是由政府牵头制定和公布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实施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利益而进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涉及到教育管理部门、招生单位、导师和考生等几个关键利益相关者。因此,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招生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利益相关者根据当前数据和资料的分布情况确定自己的需求,并在期望最大限度实现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招生单位、教师和考生因其不同的兴趣在体制改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由于他们的特点、兴趣等不同,他们采用不同的博弈策略来建立复杂的利益模式和利益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硕士教育逐步恢复和重建。根据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教育管理部门把政府的利益诉求放在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首位,以政府利益为导向进行有计划的改革。文化大革命后,教育改革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表达他们的利益。为了实现他们的兴趣,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制度需要改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利益相关者表达利益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环境,招生单位、导师和考生的利益也越来越突出,这使得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呈现出不断大改革、小改革的态势。利益相关者为追求潜在利益和预期利益而进行的利益博弈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而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内涵和外延是由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博弈对策决定的。中国政府尊重和协调研究生招生制度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在利益博弈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政府的利益诉求是制度变迁内在驱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招生单位、指导教师和考生利用教育主管部门颁布实施政策法规等强制措施,进行权益的再完善,这超过了推进体制改革,从而达到预期效果。

    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外部动力

    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行为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然而,所有的系统总是处在一个相对的外部环境中,这个环境随着日期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环境的变化、修改和不确定性导致利益相关者进行制度创新,当超出一定的意图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这要求利益相关者在他们能够最大化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前及时改变或改进现有的行为规范。总体而言,影响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主要外部驱动力如下:

    (一)社会进步的总体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也在飞速进步,这就对硕士教育的总量、进步速度和人力资源教育规格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推动了硕士教育及其体系的相应完善和提高。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改革和深化推动了硕士教育的不断改革,包括硕士招生制度的改革。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硕士教育的投资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代表中央政府意志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实现了硕士招生管理制度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此后,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进步,应对硕士教育过程中现金流使用困难的问题,教育部门开始招收计划外学员和自费硕士学生,争取地方政府和个人共同分担硕士教育的培养费用。当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增强时,中央政府适当分散,加强地方政府对硕士教育的支持,招生培养单位也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权。招生培养单位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得到加强,依赖程度逐步提高。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话语权被削弱,招生培养单位的自主权被扩大,导师的自主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为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巨大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生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二)专业要求不匹配

    提高硕士教育的培养质量一直是硕士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市场和人才需求单位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最重要的指标,而我国研究生的探究能力和创业能力缺乏满足市场和人才需求的单位对专业素质的需求,这与研究生招生制度,尤其是其综合选拔制度密切相关。如何丰富选择表格以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如何使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开拓能力等不可测量的工程项目成为选择硕士研究生的评价指标;如何建立全面的录取衡量标准等难点推动了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

    (三)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压力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敞开大门迎接来自世界的危机,各国无不感受到综合国力竞争的压力。为了在世界强国中生存和发展,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是保证其国际地位的一项考验措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指标,而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创新型高级人才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有力保障。由此可见,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是在高素质人力资源教育上进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也分担着人力资源教育质量的压力和责任,因此不断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各国高级专业人员和学术研究者努力实现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4)发达国家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成功示范模板

    由于我国硕士教育发展较晚,根据历史文献,我国硕士招生制度是通过借鉴和比较其他国家的硕士招生制度,特别是招生方式和途径,开展有中国特色的自学而建立起来的。洪堡特创立的硕士教育体系和德国的免试录取制度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高度尊重[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前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体会包括硕士教育制度和硕士招生制度。尽管教育指导政策明确地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以供借鉴和交流,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机械照搬招生计划、招生条件、招生方式和路径的痕迹。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我国硕士教育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引起了政府、高级专业人员和学术研究者的关注。分析和探索发达国家的硕士教育体系,有助于我们正确总结成功示范模板的精髓,为我国硕士教育体系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

    三、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对策

    当制度利益相关者发现制度不平衡时,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下很难实现预期的“潜在利益”。因此,其中一个利益相关者总是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采用新的制度计划,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博弈关系,并想方设法获得超出费用的新利益。只要新的制度计划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或默许,原有的制度框架就会被突破,利益就会被重新分配,建立新的利益格局。率先突破原有制度框架(即制度的某一主体)的利益相关者决定了进行改革的具体起点,因此他们可以根据制度改革主体选择的分界点来区分制度变革所遵循的解决思路。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也是由相关利益主体进行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招生制度的改革,进而逐步推进到越来越广的范围内实施。根据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制度变迁分为两种变迁解决方案:需求诱导型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者的最大特点是“自下而上”的程序,另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程序。诱导性变革的需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系统的需求使系统的基层主体追求潜在的利益。这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以制度的基层主体为改革主体的变革解决思路。这种变革的解决方案很大一部分采用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历史悠久,稳定性不低,能够越来越尊重改革主体的意愿和要求。但是,由于改革主体的草根性,改革不可能彻底,关键制度难以突破。强制性变迁的概念是由林毅夫教授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提出的。强制性变革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变革,它“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施”[6]。傅勇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量最大化时,它是通过政策和法令来实现的”[1]102-103。由于是国家或政府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其强制力使得制度变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实现,从而降低了制度变迁的费用。可以看出,这两种制度变革的解决方案是相辅相成、共存的。事实也证明,很少的制度变迁只能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解决方案也不例外。作为硕士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在过去的30年里展现出了与解决我国硕士教育体制改革同样的整体前景。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模式为主,教育专业的系统规划一直由政府推动。同时,我国的硕士教育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政府”色彩,因此硕士招生制度的改革最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和强制的。例如,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一直由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根据社会需求和各招生单位的培养能力进行定制。在招生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家意识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过度干预,一些自主权被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和招生培养单位,但这离招生单位拥有自主权的目标还很远。改革后的中国虽然实行了“双轨制”模式,但仍不能最大限度地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因此,过渡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改革仍以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变革为主,这有利于国家权力机关对教材和教材的完美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诱导性变革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生招生类型多样化,这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进步,公司和单位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公司向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表达了对专业人才的要求,希望利用培养单位的教材和资料进行“委托培养”。然而,招生和培养单位扩大了教育现金流的来源,适应了自己的利益,并愿意与公司达成同样的协议。因此,培养单位招募受委托和定向学生的意愿是自下而上的。由此可见,我国的硕士学位招生制度是以国家的强制性变革为基础的,这就要求以诱致性变革的解决方案作为补充。强制性变革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来促成变革。如果需要诱致性变革来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它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强制性变革,国家实现的强制性变革可以规范教育市场,纠正“市场失灵”造成的无序,克服各利益相关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浪费教育材料和教材的现象。当然,如果强制性制度改革过于强制性,这将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利益并产生不利影响,制度就会失衡,为下一次制度变迁做准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为中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进程提供了一个分析性的制度框架。利益相关者利益和外部环境因素驱动的内部改革动力为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奠定了动力。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革和需求诱导性变革成为改革的主辅解决方案,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过程,为今后的改革提供科学参考。

    研究生招生模式创新综述。负责编辑:xch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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